12/13/2010

赵连海受奖官媒 粤媒北京大唱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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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VOA News: 中文主页 by 雨舟 on 12/12/10

位于中国广州的《时代周报》日前将毒奶粉受害者家长赵连海评选为年度民间人士。这一官媒嘉奖被政府治罪的"犯人"现象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民间信念非囹圄能限*

这是创刊两周年的《时代周报》首次评选影响中国时代进程的一百人。评选由华文媒体圈一百位传媒精英担任评委。在十个类别中每个类别得票最高者成为这个类别的年度人物。

《时代周报》杂志(www.time-weekly.com) 12月9日在颁奖辞中说,赵连海号召受事件影响的家长联合起来,进行合法维权诉讼,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这反映了民间依法维权的风险和困境,也折射了民间人士执着追求公平与争议的信念"非镣铐和囹圄能够阻挡"。

赵连海案此前在中国国内一直被禁止报导,许多读者表示,对《时代周报》将赵选为年度人物感到欣慰,同时感谢这个杂志让读者看到国内对赵连海公正而公开的肯定。

*《时代周报》勇气超越同行*

曾为赵连海代理律师的李方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时代周报》的举动具有超越中国新闻业同行的勇气。

李方平说:"把一个被判刑的人评为年度民间人物是很罕见的。这与南方报纸相对开明有关系;此外,赵连海事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哪怕体制内也对有关他的判决存在不同的评价。"

*赵连海狱中失踪*

38岁的赵连海在2008年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曝光后,成立结石宝宝之家,调查、公布当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相关信息,为毒奶粉受害家长进行合法维权。去年11月,赵连海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今年11月10日被北京大兴法院以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消息称,由于被看守所多番阻挠与律师会面,赵未能在限期前提出上诉。官方其后宣称他已与代表律师彭剑和李方平解除合约。官媒新华社11月 23日称,赵连海已经认罪同时放弃上诉,"司法机关已经受理赵连海保外就医申请"。

不过,在处境被认为出现戏剧性转折之后,赵连海目前身在何处却无人知晓。记者截稿前数次致电其住宅,电话无人接听。

*政府监控并未松动*

一位受到政府监控因此不便公开姓名的北京民主派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时代周报》现象令人欣慰和值得赞赏,但是并不表明中国执政当局对言论监控的松动。

这名民主派人士说:"当前执政当局对言论控制仍然严厉。《时代周报》现象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对于地方政府的某些作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第二种是三鹿奶粉宝宝维权问题并不算触及当政政府的最核心利益。"

*方舟子等红人纷纷上榜*

被喻为"打假斗士"、早前遇袭的方舟子,获选为年度民意代表;有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之称的王克勤,被选为年度新闻工作者;在陕西神木县推行全面免费医疗政策,后被罢官的原县委书记郭宝成,获选为年度官员。向12月6日上海大火遇难者献花的市民,获选为年度公民,他们被认为自发走上街头献上鲜花来表达内心的震撼;献花运动昭示生命无价和生命最珍贵的价值观。

《时代周报》隶属广东省出版集团,为"大型全国高端综合性周报"。"时代100人"评选活动被认为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活动",其获选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以个人力量提升社会公平与正义,唤起社会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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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维基解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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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山寨 编辑推荐 by (author unknown) on 12/12/10

cnBeta 视点观察

维基解密会永远地改变新闻业的历史进程么?也许会。亦或许恰恰相反。回想2008年,当维基解密公布有关肯尼亚政府洗劫国家财富的文件时,主流媒体们的做法是保持沉默。
去年春天,维基解密采用类似新闻的手法编辑了一段有关2007年巴格达战争的视频。视频中,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向一名手无寸铁的男子射击。有关这段视频的评论是毁誉参半的,有些评论直指这段视频的编辑手法是为了达到某些政治目的,而视频中披露的事件并未获得媒体的广泛关注。

今年7月,维基解密开始与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媒体开展合作关系,例如让媒体率先一睹所谓的阿富汗日记,这是一种能让解密文件获得大量关注的一种策略。

紧接着在今年10月,维基解密与《法国世界报》、英国《卫报》和《明镜》周刊分享了超过25万份美国外交秘报(《卫报》又和《纽约时报》进一步共享了这些资料)。影响是巨大的。从那时起,许多新闻报道涌现出来,很多报道都深度地发掘了这些资料和文件。

请注意,每一份机密文件的成功公布,都表明维基解密的行动更有战略性,且与媒体的关系越来越广泛和深厚。最早的维基解密是一个用户编辑的网站,更像是出版业的传统网站,而今天的维基解密则与其宣言"使可能的影响力最大化"(maximum possible impact)保持一致。维基解密走了很长的一条路。

维基解密的创始人和精神指导者朱利安·阿桑奇,显然开始理解稀缺、而非普及是让事件获得报道的方法。阿桑奇开始对那些在报道中添加价值取向的媒体采取保留手段。在某种程度上,阿桑奇利用了从编写新闻到传播新闻这一复杂过程中新闻媒体的处理能力。

维基解密不再将信息杂乱无章地公布出来,也避免他们的鲁莽行为危机无辜生命,他们学会了只向公众公开一小部分文件资料。维基解密这种做法或许是一种负责的态度,但也似乎违背了阿桑奇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思想。

尽管阿桑奇坚称维基解密正在践行"科学新闻"的道路,他早期的著作表明,阿桑奇认为维基解密的使命是向那些腐败、偷摸和邪恶的国家撒一把沙子。他发起一个阴谋,是为了拆解他所看到的更大阴谋。

"维基解密不是一个新闻机构,它是一个社会运动分子通过散发信息而让掌权人陷入难堪的组织。"《纽约客》国际事务作家George Packer认为,"他们只是简单地相信美国国务院是非法组织,需要被曝光,这并不是真正的新闻。"

通过分享其激进想法,并与主流媒体合作,阿桑奇创造了新闻行业里的"舒适区"。阿桑奇的伙伴可以做他们的工作,阿桑奇也可以干自己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维基解密的经验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新闻行业,它使信息的发布方式和外交事件的发布显得更为夸张。"《纽约时报》的执行总编 Bill Keller说。《纽约时报》也曾经使用维基解密公布的资料,进行一系列的报道。"这是个大事情,但并不陌生。信息的消费者们参与进许多曾经是机密的事情。"Bill Keller表示,"这个规模不同寻常,它与五角大楼的文件、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真相或政府窃听不同么?我想,其实它们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当媒体公司得知这些信息里并没有特别值得期待之处,或任何惊天动地的启示,媒体公司们仍可以获得一些安慰,例如社会公众惊讶地得知外交官们并不信任彼此。越来越明显地是,维基解密正在改变着信息的发布方式和消费方式,人们开始怀疑传统新闻方法的价值。

"数字世界里的人总是说他们根本不需要记者,因为信息无处不在,而且没有进入的障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Nicholas Lemann说,"但是这些文件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尽管记者没有把它们挖出来,尽努力去研究和检验这些文件仍然很有价值。谁还会有精力去做新闻机构已经做过的事情?"

在自由国家中,维基解密并没有像其他媒体一样,受到合理的保护。PayPal、Amazon和Visa都试图禁止维基解密,试想一下如果他们这样攻击传统媒体将是多么不可思议。

参议员Joseph Lieberman认为阿桑奇应该以叛国罪被指控,而Sarah Palin则称他为"沾满鲜血的反美特工"。

George Packer非常反对以叛国罪起诉维基解密,因为"辨别维基解密做了什么和传统媒体做了什么,是非常困难的,这将建立一个可怕的先例。"

但在英国身陷囹圄的阿桑奇是个复杂的合作伙伴。截至目前,维基解密已经参与进到富有成效的合作中来,这是主流媒体与所谓hacktivists两者之间复合空间,但这种关系并不稳定。

目前,维基解密或许还愿意和报纸们合作,但他们并没有相同的价值观和宗旨。阿桑奇和他的追随者视信息透明为终极目标,相信阳光和开放会使阴暗的行径得以曝光。主流媒体则花大量时间从官方挖掘信息,他们相信国家是合法的,并且有权掌握一些秘密。

阿桑奇已经把一张世界末日卡片放在了桌上:他认为维基解密的存在已经受到了威胁,维基解密愿意公布其掌握的所有资料,忽略可能带来的致命后果。George Packer认为这种行为是"没有任何新闻机构会做的事情"。

如果维基解密对合作伙伴之一处理信息的方式感到不满呢?在这场信息战中,对付政治对手的枪口同样可以指向媒体。

新美国基金会的主席同时也是《纽约客》作家的Steve Coll表示,维基解密模式的持久性仍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怀疑这种规模的资料公开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生。"他说,"部分原因在于已经确立的利益和法律规则很难使用在运动的早期。想一想Napster的最初影响以及随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当然,Napster已经不在了,但是它带来的混乱差一点毁掉音乐产业。"现在,人们把它看作维基解密与传统媒体达成的协议,但在某些时候,他们不得不演变成一个组织,一个有地址、有身份的组织,否则,他们的时钟将停摆。"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数字新闻中心主任Emily Bell认为维基解密已经发生了改变,具有竞争力的媒体们正在合作,去共分一杯羹。"维基解密代表了一种新的宣传手段,这使我想起60年代时人们希望自己挖掘和获得信息。"Emily Bell说,"你现在看到的只是个门缝,没人知道它究竟会在哪里发生。"

文/《环球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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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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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国际 by 林达 on 12/13/10

已经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

林达

这是我在6年前对文革的一点清理。写作冲动源于一部文革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当时影片引发网上激烈争论,我感觉不论争论哪一方,都没有道出自己隐约的一些想法,我一直习惯在书写中清理自己,也就顺手写了这篇文章。写完,也就扔在那里。很快6年过去,一些偶然事情让我重新找出这篇旧文,也有了给更多人看看的想法。我发现这些想法其实是有关文革的独立议题,与电影没有太大关系。我做一些修改,也把自己想让旧文面世的原因写出来。

一,反省红色教育的前提

文革,是我们经历过的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事件之一,漫漫历时十年。正因为历时弥久,占据了经历者生命中的一大段,文革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历程和生活轨迹。不仅如此,虽然文革相对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是一小段,但它无疑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是许多历史学家和普通人,都有冲动要去审视和反顾它的原因,也是亲历者会不由自主关注文革研究的原因。

《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毛泽东形容年青人的一句话,电影探讨重点是那一代年轻人被革命教育愚弄直到觉醒的经历,是检讨革命教育(包括所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影响力)的一个尝试。就专题片来说,也在尽力涵盖诠释文革前的中国红色宣传教育、中国高层矛盾来源和十年文革始末的重大事件。

这样一部小制作文献片,引出了极为对立的激烈争论,也从一个侧面传达了文革研究现状:一是研究少、文献片堪称稀有,在发生地中国,文革还是禁区,文字可私下做,出版略为松动,就挤出一些在官方言论界线内的出版物。影片就不同,不仅需要资金,而且,在可预见未来,中国根本没有上映可能。所以,一旦出来一个,会引起各方强烈关注。文革文献片的分量,少得与如此重大一段历史完全不相称;二是中国对文革研究和公布真相的禁锢,带来长期认识分裂,对文革及其领导者,远不象德国对犹太人浩劫及其责任者那样,有相当一致的主流价值判断。

在中国和国际间都是如此,迄今为止,中国学界不乏全部或局部肯定文革的大量学者;文革领导者在中国,仍然是官方推崇民间追捧的英雄伟人;在西方,毛泽东远非希特勒那样的政治敏感人物,2009年奥巴马夫人主持装饰的美国第一圣诞树上,一个圣诞装饰球的贴饰中,有一块小小的波普艺术家画的毛泽东像,引起争议。我想,假如换作希特勒,哪怕是波普艺术,白宫一定会小心避开,免得触发敏感议题;同年,美国前白宫新闻官在公开演说中声称毛泽东是对她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假如切换到犹太人浩劫的责任者希特勒,这样情况绝不可能在德国、美国或者任何西方国家发生。

所以,对红色教育的反省,其实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首先明确文革浩劫毁灭性的灾难后果。这和反省纳粹教育的道理是一样的,德国人认为,假如持续纳粹教育,可能产生新一代纳粹青年、可能导致浩劫重演,而浩劫的灾难性是清楚的;那么,反省红色教育,也应该是为了避免产生新一代红卫兵,避免再次推出文革。可是,文革究竟是什么,相比犹太人浩劫,在国内国际间,都还是模糊得多的概念。

也就是说,文革爆发迄今已经40多年,却至今没有强有力的文革叙述,推出被基本一致接受的结论来。
 
二,中国是否存在"犹太人群体"

一个原因,是文革的复杂性遮蔽了它的本质。在文革研究中,有很多人认为,文革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其复杂性远远超过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在犹太人浩劫中,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的迫害关系复杂。尤其是文革中有大批中共干部和追随者受到迫害,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之前也曾经参与迫害他人;在文革中,更普遍存在迫害和被迫害的多次循环,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楚界线。因此,反省文革,假如简单以德国犹太人控诉浩劫的方式,很难达到深刻反思的目的。

这是对文革相当普遍的一个看法。我感觉,人们更多关注了文革表层的复杂,却忽略了两场浩劫的共同本质,在文革反省中,德中两场浩劫非常一致的地方,没有被提出和强调,那就是:中国事实也存在一个"犹太人群体",它是文革迫害模式的核心。

文革红色恐怖压倒一切。恐怖的最基本对象,就是中国的一个"犹太人群体",这个群体从1949年开始被大规模"专政",被非法杀戮、被无罪监禁、被非法限制自由(管制)、被非法剥夺财产。他们是所谓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含前国民党政权的军政人员,所谓历史反革命)、坏分子。他们的"纳粹时期",从1949年就开始了。而在"解放区",即1949年前的共产党占领区,主要是随着土改推行,远早于49年就形成专政雏形。

根据一九五四年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全国有两千多万地、富、反、坏分子失去公民权。(引自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这两千多万人,与1949年之后的迫害循环无关。从来没有出现过让他们起来迫害别人的一点点可能。在文革之前,最高法院院长就公开宣称:"在依靠群众实行专政这一根本路线的指导下,……人民群众能不能制服四类分子,敢不敢把四类分子的绝大多数人管起来进行改造,既是衡量一个地方群众是否充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彻底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这个地方的人民法院是否贯彻了群众路线的主要标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1964年12月26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

据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讲话:仅1950年至52年,四类分子的处决达70万人。杀戮高潮下幸免的四类分子,是持续被迫害17年之后,在文革中整体陷入绝境。

再看"资产阶级",从1952年开始,就被毛泽东指定:不再是中间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对立面的"主要矛盾"。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把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划入资产阶级,加上近20万资本家。这是一个90万人的、从被"团结、利用、改造",到越来越明确的被歧视迫害的"敌对阶级"。在文革前,他们的处境类似纳粹公开迫害犹太人的前夕,始终剑悬头顶。文革一开始,他们是立即被扫入四类分子同等待遇的群体。

这是数量高达两千多万人的中国"犹太人群体",而在纳粹上台的时候,整个欧洲只有一千二百万犹太人。

三,"犹太人群体"成为文革迫害迅速扩大的依据

他们有别于其他受迫害者,其原因是他们基本上是历史的身份罪,和种族一样,已经无可改变。地主富农在失去土地、资本家在失去企业、前政权军政人员在失去服务机构之后,属于个人的身份依然存在。迫害模式因这个群体的存在而建立:以身份加以标识,即使没有刑事罪行,也同样可以失去一切公民权利,成为"群众专政"即民众暴力的目标,没有生命保障;罪行可以任意编造,无需经过法律程序认证;你是否存活,完全依赖于"形势"――生存环境的暴力程度。文革前和文革中,干部民众先后有过"冤冤相报"的迫害可能,但在迫害和被迫害之间,并非没有一条清楚的基本界限。这条界限就是黑四类和资产阶级。这个红色恐怖的核心迫害对象,贯穿整个文革没有改变,他们所承担的罪名没有改变,迫害的模式没有改变。

这个受迫害核心和模式的存在,是理解受迫害群体数量在文革迅速扩大的根源。其他被迫害对象,只要以同样身份加以标识,就自动纳入这个模式。一个或一类人,只是在取得"犹太人群体"的罪名之后,迫害者才取得任意伤害他们的权利。例如,四类分子在文革中被扩大为"黑五类"、"黑七类",其中"黑帮干部",是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教师、知识分子是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他们随即取得"犹太人"身份,进入了"犹太人群体"。少年儿童是被指控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狗崽子"而进入这个群体。不放过对少年儿童的迫害,也和纳粹德国的状况如出一辙。文革中,四类分子、资产阶级这一群体,由于对家属、包括子女的株连,被迫害人数就达到将近一亿。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建立这个"犹太人群体"的理论,一直强调现代历史上政治斗争的相互杀戮,以国民党杀过共产党人为依据,作为文革暴力对待"犹太人群体"充分理由:即"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假设此方不残酷对待甚至屠杀"犹太人群体",就会被对方杀戮,而且因为不仅有关政党而且有关"阶级",所以将涉及全部工农民众的"千百万人头落地"。

这些说法,都刻意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土改、镇反、肃反被杀的70万人和因此形成的两千万"犹太人"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无涉国共政治斗争、无涉"革命反革命"对峙、与任何政治并无干系。他们被划入"敌对阶级"、被指控"站在历史错误一方",只是一个政治陷害。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只是合法拥有土地和企业的普通平民而已。

同时,由于文革涉及党内斗争,文革研究大多会注重介绍文革前以毛泽东刘少奇为首的高层,如何因经济等议题产生分歧,以解释文革一批干部遭受迫害的来由。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没有同时指出:在以国家名义确立、迫害一个"犹太人群体"的问题上、在专政替代法治的问题上,他们并无分歧。先是大批与政治斗争无关的无辜平民可以被诬陷杀害,往前再走一步,才是同样与国共斗争无关的党内意见不同者,也可以被诬陷、推入同一深渊。没有法治,就没有"罪与非罪"的标准。

纳粹和文革浩劫的问题,是彻底毁掉法治基础,大规模诬陷滥杀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平民。

四,"犹太人"和"雅利安人"

正因为有一条清楚划出"犹太人"的界限,因此,所有被扩大进去的被迫害对象,要逃离迫害,都是宣称自己被误会了身份,声明自己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同路人,也就是声明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纯种"雅利安人"。最典型的,就是五十万"资产阶级右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和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一起饱受蹂躏之后,争取"平反"方式,就是竭力将自己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他们不会去尝试以解救同受迫害"犹太人群体"的方式,同时争取自己的被解救。不仅因为这样做不可能成功,还因为1949年之后的反复政治教育,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个被普遍接受的学说之下,地富反坏构成阶级敌人,这个中国"犹太人群体"不可能消失。它不仅存在于专政迫害中,也存在于绝大多数普通"雅利安人"的心中。这些"身份罪人"的家属和孩子,也必须以"揭发亲人划清界限"、"宣布脱离家庭"来尝试规避迫害,而由于血缘关系,他们极少逃脱成功。

遇罗克作为一个典型的挑战体制的英雄,受到大家应有的推崇和纪念,我也看到,大家往往忽略了千千万万个与政治无涉、从来没有一丝挑战革命形势念头,巴不得找个地洞蹲在里面不要被人看见,却被少男少女们拉出去打死或被迫自杀的人。大量出现这样的受难者,才是浩劫。

文革研究一般都普遍注意并且提到了文革第一波对于地富反坏的冲击,但是,研究最关注的,往往是围绕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和社会上的派别斗争的主场景,而被迫害的"犹太人",只是文革模模糊糊的背景。更为清楚的受害者,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大量革命干部、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文革后由政府主持的"拨乱反正"模式中应予"平反"的典型好人。

这个模式是:文革作为一种"错误"虽然是迫害了好人,他们却是被误认为是坏人而错遭迫害,文革灾难,就是把大批革命干部打成了"黑帮",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打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一批革命干部子弟打成了"黑帮子女",把大批"雅利安人"打成了"犹太人"。那么四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呢,两千万中国"犹太人群体"呢?那条清楚的、受迫害核心群体的界限,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再次出现。好、坏以此为界。"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对中国"犹太人"的至镇压还是对的。所以,在"好人们"欢呼文革结束的1976年,中国的"犹太人群体"还处在"不许乱说乱动"的地位。虽然对"好人"的甄别平反,也花了一段时间,可是,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天,他们就产生希望和信心,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脱离"犹太人群体"、被"平反"的。而在1976年,中国"犹太人群体"并没有这样的希望。因为,"拨乱反正"是拨文革中迫害的扩大之"乱",是反到文革前的17年之"正"。虽然,文革的教训也渐渐引出对17年的一定程度的反省。在文革结束7年以后的1983年,又熬了大半个文革的时间,"四类分子"才获得公民权,而歧视理论和环境依在。他们处境的改善,只是党"胜利完成了"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任务",而并不是说,他们从来就应该是人。

一方面,中国"犹太人群体"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被迫害和大批死亡没有被全面描述,导致文革浩劫的屠杀事实被掩盖了一大块;另一方面,"雅利安人"式的平反模式,使得文革的浩劫本质,变得更为面目不清。

文革中被陷害而划入"犹太人群体"的受迫害共产党干部群体,在文革后急于重返"雅利安"身份,他们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雅利安"身份的恢复,等同于"拨乱反正"的完成,他们并不改变原来对犹太人的迫害理论,这也使得对此持有异议的人,反感这些干部对文革前参与、支持迫害他人的不作反省、却又主导了文革后控诉的话语权,因而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不愿意把中共干部在文革中遭受的大规模暴力残害,也看作与犹太人浩劫相同的迫害,甚至有人认为,民众对这些干部的暴力,是对他们在文革前执行专制政策的一种合理反抗。

我想,纳粹时期与文革浩劫有着共同本质,就是以独裁者煽动的民众暴力,对他意欲迫害的对象,实行大规模非法伤害和杀戮,这样的专政模式完全取代法治。在纳粹德国,独裁者把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种族,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国独裁者把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的 "犹太人"社会群体,在需要的时候,任意扩大这个群体,在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排除扩大到自己的昔日战友和支持者。这种暴力煽动,虽然有局部短暂的失控,但是从全局和本质上看,文革中斗争共产党干部、甚至对他们施以暴力的民众,并非自由意志的反抗者,而仍然是被独裁者利用掌控的工具。对干部攻击的起始和中止、攻击的方式、干部被"保护"起来还是被"解放"或者继续留在暴力中,最终都是由文革的领导者决定,而不是由民众所决定。
 
因此,文革中的所有受害者,都是浩劫的组成部分。而"犹太人群体"仍然是浩劫迫害的核心。

五,文革研究中描述的失衡

迫害导致死亡的大量发生,是纳粹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基本共同特征,也是它们在本质上一致的原因。

假如说,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浩劫,大屠杀是占历史描述的绝对主体。这样的主体描述对文革始终没有形成,倒是出现更多红卫兵那一代年青人的文字回忆。他们对文革的回顾反省、对自身群体的研究,无疑是必须的,但是,我也认为,在文革研究中,不应该出现整体表述天平的严重倾斜,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原因,当然是文革研究在中国还属禁区。这是和二战之后的德国非常不同的地方。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都在一场侵略战争失败之后,退出政治舞台。新一轮领导人没有历史负担。而中国文革结束,是执政党自身变化的结果。文革结束是一个突变,而政党思维方式的变化却是渐进的。它的固有思维之一,就是很难容忍党外质疑,因此,对文革的所谓"拨乱反正"非常有限。

第二个原因,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文革浩劫和犹太人浩劫,二者的叙述主体不同,源自幸存者的劫后遭遇完全不同。二战之后,犹太人痛定思痛,幸存者们能够集合起来求民族生存。为了让这个民族能够记住自己几近被灭绝的经历,更是为了唤起历来对犹太人充满歧视敌意的世界各国民众的反省,他们组成起大量民间组织、基金会,建立博物馆,集合民间资金,拍摄大量文献纪录片,把犹太民族的遭遇提升到人类悲剧的层面,把纳粹的迫害追溯到反人类罪的层面,才使得今天的浩劫教育成为国际社会认同的人类历史教训。

而中国的四类分子和资本家,即使在文革结束那一刻,他们仍然是黑的。1976年文革结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可以指望开始一个不能对他们任意打、杀的"讲政策"时期,有了较多人身安全,不至于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批斗会"上立毙杖下了。可是,他们的身份罪并没有任何变化。不要说"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仍然在文革后的经年累月中,成为一切批判目标的定语,例如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革结束两年多之后,四类分子和资本家被"摘帽"(全体恢复公民权是在文革结束7年之后)。可是,"摘帽"并不是安全的绝对保障。"摘帽"不是法律确认这些人原本就是公民,理所当然拥有平等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宽恕决定。事实上,在决定中,没有检讨多年来无罪杀戮和剥夺两千多万人公民权利的政府罪行,而是赞扬自己以迫害的方式"改造"他们成功:

"经过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的绝大多数得到了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九七九年元月,中央决定给全国六百多万名四类分子摘帽,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一九八三年后,国家又给所剩的79,504名地、富、反、坏分子中的78,327名搞掉了帽子,并纠正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982名,对有现行违法犯罪行为的195名,分别予以逮捕或劳动教养,从而胜利完成了自解放以来对两千多万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教育改造任务。""八三年后国家又恢复了近八万名四类分子的公民权"。(引自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

在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说:"地主、富农分子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央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首先是对"劳动改造"迫害的肯定,再以"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的程序摘帽,如此"摘帽",自然带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反动立场"是"天然"的,只是现在,"经过群众评审",主观判定你在"劳动改造"之后"改变了立场",把你划出这个群体。可是,"专政"仍然留在宪法中,在可能发生的另一个"中央决定"、"群众评审"中,你当然可以再被划回来,因为几十年的迫害本身没有被否定,形成迫害的理论没有改变。

在土改时期被镇压杀掉的地主,在镇反肃反中被处决的反革命不算,从1954年到1979年的25年中,有70%的四类分子,一千多万人消失了。他们的死亡率远远高于正常死亡。犹太人在浩劫中的死亡,是六百万人。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是犹太人幸存者刚刚走出集中营,从温和化了的前纳粹政府手里拿到这样一张摘帽决定,而他们还必须在德国生活下去,无法离开,犹太人怎么可能给世界带来今天的浩劫反省?不会的。就象直到我们感觉已经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今日中国,试想一下,是否可能出现一个类似"犹太人浩劫基金会"、"犹太人浩劫幸存者协会"那样的中国"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资产阶级浩劫基金会"、"中国黑五类文革幸存者协会"?没有可能。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根深蒂固的文革思维仍然在起作用。从官方甚至民众来看,打出这样的身份,就是"没有改造好","企图变天"的证据。而这些幸存者仍然生活在长期迫害后恐惧的阴影之中。他们仍然是被政府宽大的、改造好了的罪人,而不是理直气壮的浩劫受害者。德国浩劫的受害主体,是站出来质疑人类良知的整个犹太民族。中国文革的受害主体是零散地消失在人群之中、不希望被人注意到的、一个又一个的幽魂。

(这也是我想发出这篇旧文的主要原因,前面是话写在2004年,6年后2010年的今天,不仅这个状况没有改变,在建国60周年的去年,宪法中保留的"专政"被高调肯定,仍然没有出现讲述中国"犹太人群体"的文革文献片,而中国"犹太人群体"幸存者,已经基本离世。)

就这样,本来应该站出来、对文革浩劫的历史传承负起责任的受害主体,中国"犹太人群体",在历史叙述中始终缺席。

六,叙述主体无法替代

托玛斯.曼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说过:"希特勒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刑讯室。"在文革中国,这是一个远为广泛的事实陈述。德国对犹太人的杀戮主要通过集中营由军人执行;而文革中,中国城市的每一个工作单位,每一个居民区、每一个大、中、小学校,农村的几乎每个村庄,都在发生人身侮辱(斗争会)、非法羁押(隔离审查)、体罚和刑讯。被打死打伤和不堪折磨的自杀死亡大量发生。大量平民广泛涉入暴行,红卫兵只是冲在最前面的其中一批。

文革和红卫兵的兴起,只是政府把原来就存在的对"犹太人群体"的"群众专政"权限扩大、专政范围扩大,把任意侵犯掠夺他人财产、刑讯、监禁、处死和酷刑致死他人的权力,下放到普通民众、包括正在青春期的青少年手中,激发起人兽性一面,教育使他们认为,残暴行为只要假借革命名义,就是可以的。在这一点上,文革中的中国也和纳粹德国契合。《八、九点钟的太阳》引入了红色教育中的电影示范,在红卫兵一代看的国产电影,斗争地主的羞辱、暴力,是一个常见场面。

文革中对老弱妇幼施以刑罚,显然不是源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只不过是被异常气氛激发起来的虐待狂心理和兽性。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会想出那么多折磨人的花样,为什么正常人无法忍受的残酷,会成为嗜好,甚至带有娱乐和庆典的特征。暴力蔓延的更重要原因,是政府只利用所谓"法律"对"敌人"施加迫害,而没有任何正常社会中法律对侵害生命财产罪行的惩罚,文革只是长期迫害"犹太人群体"制度性扩大。

很难否认,在纳粹德国,青年一代也有和红卫兵一代近似的政治迷幻。在《八九点钟的太阳》摄制组建立的同名网站上,首页有一幅照片。是文革中的一个家庭,在两三岁孩子的指挥下,一家人从小到大排成一列,高高兴兴各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在最近描写纳粹迫害同性恋的纪录片《Paragraph 175》中,有一个几乎完全相同场景。影片中,一大家子德国人高高兴兴地在自己家花园前从大到小排队,然后,微笑着,一起行希特勒式的举手礼。两个场景如实传达了同样的政治迷幻,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中扩散深入的程度。

在德国,被虚幻政治理想和纳粹教育蒙骗的一代人,无疑也有大量事后觉醒者,也有和红卫兵一样反省社会教育、心路历程的需要。可是,在对整个浩劫反省中,这部分比重相对要轻得多,甚至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面对大规模屠杀,不论那些参与者最初怀着怎样的政治理想,在屠杀发生时,只可能是人的兽性主导。这种兽性是被什么催化剂催成的,已经很少有人关心。这部分探讨弱化,也因为纳粹教育已经随纳粹政权一起消失。在今天德国教育中,哪怕出现任何一点相关迹象,例如,集体主义、要求思想的整齐划一、鼓励对政党和领袖的效忠颂扬等等,都会遇到非常敏感的本能警惕。

而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国庆60年"前后,文革前那些"三忠于"英雄和教育模式,又在对今天孩子推出新的一轮版本来。所以,对革命教育的检讨,对今天的中国青少年仍然有现实意义。

但这又是非常纠葛的议题:一方面,寻求暴力形成的教育原因,无疑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的后果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在整个文革研究和文献片领域中,由于政府阻扰采访以及"犹太人群体"的恐惧,反人类罪行事实不清,相对于德国浩劫,文革面目也就模糊不清。

例如,根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从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东郊大兴县13个公社共杀害地主富农及其家属325人,年龄38天至80岁,22户被杀绝。根据目击者回忆,其中的马村"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是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很难想象,在德国犹太人浩劫之后,这样的事件会不成为今天广泛的浩劫教育范本。而大兴县受难幸存者却一言未发。公开采访这一事件仍然是被禁止的。据《八、九点钟的太阳》剧组介绍,他们有采访意愿、并做了努力,却没有采访大兴县屠杀事件的可能。

清楚看到人类群体灭绝的后果,是德国对任何纳粹教育倾向敏感的前提。假如浩劫本身面目不清,发掘其原因的意义也就随之弱化了。文革主体叙述消失,好比在叙述德国浩劫时,缺少或者弱化了犹太人遭遇。

叙述主体缺席,出来讲述研究文革的,就多为红卫兵这一代,其中有施暴者,也有一个相对温和的群体。通过他们,是否也能对文革深刻反省呢?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叙述主体不同,关注点也必然不同。

当一个过去的施暴者面对公众(也等同要面对自己的亲属后代),会很自然出于本能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暴行细节。关键是,他们根本无从表达他们从未有过的被伤害和被恐怖淹没的经验。

我举一小段经历恐怖者对文革的叙述,那是湖南浏阳一中84岁老教师龚雨人2001年的回忆:"红卫兵,其实就是浏阳一中的学生,用绳子捆着我爱人唐政去浏阳一中大礼堂斗争,我和浏阳一中几个家庭成分大的老师坐在下面陪斗。我眼巴巴望着她挨骂挨打,看着看着她站不住了,倒在台上。红卫兵还去打她,骂她装死。我惊叫一声,也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批斗会散会后,我把她背回家就死了。真是昏天黑地。我的大一点的儿子被捆吊在房门口的树上,两个小女孩吓得走出去了。我的双手被反捆着,学校用几块木板钉个箱子,把唐政老师丢在里面,一些学生向尸体吐痰打瓦片。当时浏阳一中的校长赵一安站在旁边,我向他叩头,请他制止,他说是革命行动。就这样用绳子捆着我去埋了我的爱人唐政老师。"这是恐怖体验,这样的主体叙述红卫兵一代永远无法替代。不论是历史场景中,还是现在,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双方感受显然是不一样的。

在主体叙述缺席、施暴者不可能出来承担的时候,最容易出来回顾文革的,主要是当年红卫兵一代年青人中的温和群体。他们和党文化的关系演进,类似互为推动的信仰与对党和领袖的恋父情感,最终又因欺骗被揭露带来信仰情感双重崩溃。这一群体的反省主题通常引入"理想主义"。

结果,文革浩劫的叙述大图景出现偏差。中国"犹太人群体"的遭遇、文革浩劫本质的暴力、杀戮和因此带来的恐怖,没有机会被充分表述、告之世界和中国后代青年。而红卫兵一代中温和青年群体的感受回顾、文革中各种人的复杂状态和心态的发掘,文革风云人物的自述自辩,甚至对文革发动者的"理想主义追求"的探讨,鱼龙混杂,越来越多,本来希望通过探讨文革"更复杂层面",因而收获"更深刻反省"的初衷,在屠杀现实的前提缺失下,复杂探讨的分寸无法把握,反而容易流于片面与碎片化,最终事与愿违,淹没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总之,中国文革对比二战后犹太人的浩劫叙述,差别显著。德国人认为:揭露暴行本身,展现暴行的大量牺牲者,是最主要的"牢记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被屠杀、灭绝的历史悲剧"的方式,也是"锲而不舍地追寻悲剧根源、防止悲剧重演"的反省依据。我认为,这样的方式显然也适用于中国文革。

可惜的是,即使我们想沿用犹太人反省的模式,由于中国"犹太人群体"的缺席,也根本无法实现。

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文革研究中,文革浩劫受害者的核心,一个中国"犹太人群体"的声音,他们在浩劫中经历的无可逃遁的深重恐怖,在红卫兵暴力下的大批死亡,甚至在文革结束时依然无法消除的绝望,没有被强调。而那是这段历史中最基本、分量最重的东西。

最后,我想提一下自己翻出这篇旧文的另一个原因:今天,当年年轻一代成为文革回忆和研究主角的局面依旧。同时,今天也有红卫兵出来因事实误差为自己是否参与暴行进行辩解,我想,就个人层面来说,任何人都有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文革推行的,就是任意举罪却不容辩解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当然不能以文革方式来反对文革。可是我也想到,就整体层面来说,文革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历史叙述,都在政府干预下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再也无法弥补。红卫兵还可以为自己被误会的罪名辩护,甚至为自己的文革心态作出他人无法证伪的辩解,而中国的"犹太人群体"却从来没有得到为自己被诬陷罪名辩护的权利,他们一部分被消灭、余下的幸存者,也在得到发言机会之前,就已经默默地、永远地消失了。

完

原载于《明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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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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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东西 by 天维网 on 12/12/10

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这个农民的男孩被(日军)枪托打死,因为他没有脱帽。

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被日本鬼子故意打死的中国农民。

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被杀死的南京附近的中国农民

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在田野被打死的农民。

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在南京附近被日本人处决的中国士兵。

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日本人只埋他们自己士兵(的尸体),不埋中国士兵或平民(的)。

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野生动物和流浪狗正在吃这些尸体。

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城外小水塘里都是被处决的中国士兵的尸体。


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这个孩子也被故意杀死,他的妈妈被打伤。

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日本士兵抢了这个农民的钱,然后将他杀死。

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这些妇女们,她们的男人全被杀死,家被焚烧,仅抢救出她们的被褥,到达了我们的难民营。


旧照片:南京大屠杀 永远的记忆
在南京城外,被摄影师从日本人(大屠杀的恐怖中)解救的许多中国士兵中的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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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发帖诽谤案追踪:涉事官员被免后悄然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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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非常日报 by 常非常 on 12/12/10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10日10:31  南方周末
哈哈,帽子还在! (梁伟驰/图)哈哈,帽子还在! (梁伟驰/图)

  南方周末记者 黄秀丽 实习生 杨佳瑜 发自北京

  2010年12月2日,因涉嫌发帖诽谤官员的甘肃青年王鹏,在关押9天后,终于在媒体的关注下,被宁夏吴忠警方释放。

  和近几年层出不穷的诽谤官员案相比,"吴忠帖案"的结局似乎最为完满。吴忠官方不仅承认了这是一起错案,向王鹏道了歉,而且直接经办此案的责任人——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分局局长何泽祥,党委副书记、政委汪洪东均被免职。

  然而各方人士并不乐观。一位公安系统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说,对地方官员而言,抓一个批评官员的公民,成本小、收益大。一来抓人带来的恐惧,可以立刻减少地方上批评的声音;二来事情平息后,被免职的官员依旧可以得到重用甚至提拔。

  南方周末记者在对近年来一系列因言获罪案件的最新调查,印证了这种现象,从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山东"高唐文案",到河南"灵宝帖案",当事官员被处以短暂的党纪政纪处分后,纷纷继续升迁之路,而被他们追捕的当事人,至今仍生活在恐惧之中。

  免职的官员升迁了

  "等舆论焦点过去了,安排到其他部门当领导,因为你受委屈了。"

  12月4日,山西运城电视台发出"干部任职公示",运城市盐湖区委书记李润山将由县处级升为副厅局级。12月6日,盐湖区委办公室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此事,并表示李润山很可能会担任更高的职位。

  李润山是谁?他是2007年"稷山文案"中被"诽谤"官员。当时,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县委研究室副主任南回荣举报县委书记李润山,结果被法院以诽谤罪,判处3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

  沸沸扬扬的舆论批评没有撼动法院的判决,也似乎没有影响李润山的仕途。2010年,李润山被调至运城市盐湖区任区委书记,虽是平级调动,但稷山县和盐湖区在运城市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各地因言获罪的案件中,重庆"彭水诗案"影响最大。当事官员、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被短暂免职后东山再起,出任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

  2006年"彭水诗案"中,彭水县教委人事科干部秦中飞写了一首讥刺本县公共事务的诗歌,嵌进了县委书记蓝庆华、县长周伟的名字。被媒体报道后,重庆市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秦中飞被释放。调查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于党政领导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迎合党政领导意图。

  当年年底,重庆市免去蓝庆华彭水县县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第二年年初,在重庆市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孙健提出对"彭水诗案"进行行政问责,对滥用公权者追究责任。

  谁知,与孙代表的意见相反,一个月后,蓝庆华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他的搭档、县长周伟,担任县委副书记。

  时至今日,蓝庆华仍是该局第一副局长,正局长空缺。周伟职务未动。

  2006年的"山东高唐文案"本来并不为人知晓。高唐县民政局地名办主任董伟、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王子峰、县一中教师扈东臣在百度"高唐吧"中,发帖讽刺县委书记孙兰雨,7天后就被"抓捕归案"。

  2007年底,媒体曝光此事。结果,2008年2月2日高唐县一次县级干部会议上,聊城市有关领导忽然出现,宣布免去县委书记孙兰雨的职务。

  不过,孙兰雨并非从此"赋闲在家"。不久后,他担任聊城市援川办副主任、援川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后,多次在媒体上亮相。今年9月,聊城市人大21次会议,任命孙兰雨为聊城市发改委主任。

  一位公安系统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大多诽谤案中受到处理的官员都遵循着一个逻辑:"等舆论焦点过去了,安排到其他部门当领导,因为你受委屈了。"

  2009年"灵宝帖案"更是如此。在上海工作的王帅在网上举报家乡河南省灵宝县的非法征地行为,遭到家乡警方的跨省追捕。

  王帅举报的灵宝市大王庄镇党委书记黄松涛、灵宝市土地管理局副局长李建强事发后被免职。不过没过多久,黄松涛就被任命为三门峡市盐业局局长。李建强则升任灵宝市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副书记。

  另外,被处以行政警告处分的灵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永瑞,职务一直没有变动,而处以停职处分的公安局副局长焦占林、法制科科长黄立忠,也仍然在担任原职。

  当事人仍生活在恐惧中

  "这件事到此为止了,如果再举报,人家科级变处级,处级变厅级了。"

  当事官员继续升迁之路,显示他们所在的官场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对当时的被抓者,生活却远非如此。

  宁夏跨省追捕案主角王鹏从看守所出来之后,在媒体面前只表现自如了两三天,就回到了以前的恐惧中。25岁的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发来一条短信,拒绝了采访——"幕后一直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在竭力促成我的这个错案,公权完全成为替个别人泄私愤的工具,我家人的生命安全此前一直受到威胁,直到现在真正的幕后黑手尚未斩断……"

  短信里流露的恐惧,令人过目难忘。

  有消息透露,"彭水诗案"的当事人秦中飞现在是彭水某校的副校长。当年的代理律师李纲拒绝给南方周末记者秦的电话,"他现在生活平静,不愿意再接受媒体的采访。"

  一年后的王帅,在和本报记者的电话中,仍然无法摆脱内心的担忧,并表示不会再做类似的事了:"这件事到此为止了,如果再举报,人家科级变处级,处级变厅级了。"

  王帅被关押期间,号子里的一个场景令他记忆犹新。一位写匿名举报信到三门峡市委的人,什么罪名都没有就被关押了半年。释放后,他跟不少媒体讲过此事,但无人关注。"高唐文案"中,两位主人公扈东臣、王子峰,现在上了百度"高唐吧"后也不再发帖。"我对中国的现状很明白。我从来不对政局发表意见。"扈东臣对本报记者说。

  另外一位主人公董伟,去年5月病休在家,原因有两个,一是"不想再卷入这个事了,恐慌太大"。二是新县委书记上任后,曾派人跟他谈过,他不愿意给新书记惹麻烦。"稷山文案"中,当时的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县委研究室副主任南回荣举报县委书记李润山,一夜之间,3人从国家干部变成了服刑人员,公职全无,至今还待业在家。

  杨秦玉和薛志敬,仍在孜孜不倦地上访,希望能撤销判决,恢复职务。不过,无论媒体如何报道,他们已是"输家"。抓人时的恐怖、白天黑夜连轴审讯的煎熬、"号子里"失去自由的痛苦,是批评者们共同的经历。"没有比这个方式更能显示公权力对公民的威慑了。"一位法律界人士评价说。

  不仅如此,事件在媒体报道风潮过后,会在当地形成一股杀一儆百的恐惧效应。"这件事过去后,其他干部很害怕,没有人敢举报了。"薛志敬对本报记者说。

  公安不得不做的"非警务行为"

  "经费、编制、装备全靠地方党委支持,这种事不做,以后他怎么会支持你?"

  根据刑法规定,诽谤案件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外,都是自诉案件。不过,几乎所有的诽谤官员案里,都有公安在异常积极地动用刑事司法权力。

  在宁夏跨省追捕案中,到底是谁下令跨省抓捕王鹏的?吴忠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吴海波对南方周末记者坚称,是公安系统独立办案。这个回答,被评论认为"公安甘当替罪羊"。

  而据王鹏释放后向媒体表示,吴忠警方审讯人员石志刚曾告诉他,"丁兰玉(马晶晶的母亲)是我们那边的大干部,和她家有矛盾有意见,是自不量力,螳臂当车。""本来我们也不打算立这个案子的,但是你这次确实把人家惹怒了。"

  "如果马晶晶的父母不是官员,公安很难说会主动。"一位公安系统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基层民警不是法盲,这类案件明显是自诉案件。对于涉及普通公民的侮辱诽谤案,公安立案非常严格。

  这位人士认为,这种公安局不得不做的"非警务行为",通常与上级领导安排有关。

  这种"非警务行为"在近年来的诽谤案中比比皆是。从2006年的"彭水诗案"中,秦中飞被当地公安局羁押29天。"高唐文案"中,董伟、王子峰、扈东臣被当地公安局羁押22天。"灵宝帖案"中,王帅被家乡警方羁押8天。

  此外在"陕西志丹短信案"、"山东曹县帖案"、"河南沁阳八农民诽谤案"里,公安的作为,没有一件是单纯的警务行为。

  谁安排的"非警务行为"?在诽谤案中大多有迹可循:县委、县政府和公检法机关开会,定下诽谤罪名,公安抓人。不过,事件被媒体报道得到纠正后,出面承担责任的,大多只停留在警方层面。

  "灵宝帖案"事发后,灵宝市公安局干部被灵宝市委、市政府责令停职或检查。但王帅一年后仍然认为,"这事和公安没什么关系。"他的帖子发出后,灵宝市委市政府曾两次召开会议研究此事,并在第二次会议上决定抓人。而当时灵宝警方并不想抓人,曾将消息传递到王家。在王帅被羁押后,警方又迅速决定将他放出。

  了解此案的一位河南公安系统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公安很无奈,明知按照法律和公安办案规则,这个案子不成立,但又屈从于现实环境的压力。

  他注意到,诽谤官员案大多发生在县一级城市里,"这一级的领导'法盲'最多,监督制约极其缺乏。"基层公安干警虽非法盲,但绝不会对党委政府的要求说一个"不"字。"经费、编制、装备全靠地方党委支持,这种事不做,以后他怎么会支持你?你怎么带队伍?这叫做关键时刻和党委政府保持一致。"

  和党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不仅仅是公安系统。"稷山文案"中,法院的表现也堪称表率。县委书记李润山更为此提供了一个"反面"证明,当时他接受媒体采访称,法院"从轻处理",还是他从中说的情。

  近几年,官员遭诽谤案逐渐从以往的名誉侵权案演变为刑事案,法学界关于诽谤罪"去刑化"已经呼吁多年。国家有关部门同样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今年1月,公安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深刻吸取沁阳市公安局滥用刑事司法权力、盲目迎合领导意图、错误办理诽谤案件的教训。9月,最高检察院发出通知,将诽谤案件的批捕权上移至上一级检察院。

  这些举动都引起了媒体赞赏,不过实际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权力日益膨胀,上级部门监督很难奏效,错案违法成本很低。"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新闻与法律的学者展江说。这几年诽谤官员案中,真正的责任人,都没有得到真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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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国穷人在通胀之下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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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日三餐的花费不断增加,让中国的穷人很受伤。这加剧了他们的怨恨情绪,也凸显了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

根据各种调查、官方数据及商家和消费者的证实,在中国各地,各种蔬菜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三成到一倍。食用油,水果和一些肉类的价格也上涨。1

结果就让那些收入有限的中国穷人,在高物价下苦苦挣扎。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无法承受。"叶檀说。她是一位受人欢迎的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员。"这轮通胀对穷人的生活影响很大。如果你是中产或有钱人,你是不会留意到卷心菜的价格从每斤2毛涨到7毛的。"每斤生姜价格现在到了人民币6元左右,比去年价格翻番。中国的一斤,相当于美国的一磅多点。

分析师说引起通胀的因素复杂。但关键的一些因素就是:货币供应量激增,自2009年以来,货币供应量增长了47%,摩根大通认为。而海外原材料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中国今年春寒时间较长,夏季多雨都是重要的因素。也有人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引发一些通胀。中国经济自1989年以来,平均每年增幅超过9%。

10月份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为4.4%,超出了政府设定的3%的目标。叶檀女士预计11月份的CPI会在4.7%到4.8%之间。而明年会达到5%。相比2008年初的短期高位8.7%还有所降低。但政府仍十分忧虑通胀形势,并采取了行政措施,如取消了运输食品进城的卡车通行费。也公布了2011会采取新的"谨慎的"货币政策。

"政府系统对通胀无不担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咨询顾问说,反映了当下政治和社会的对此的敏感。

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1949年国民党的失败不只是在军事上的,而且也是国民党政府经济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这位由历史学家改行的咨询顾问说。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的,到1988年最高达到20%的一轮通胀,也是引发次年发生的,重大不稳定事件的主要因素之一。

离了婚的魏先生,因为自己太穷了,感到抬不起头,所以让我们报道时,别公布他的全名。他现在仅靠着每月1,0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过活,还要供养自己的女儿读大学。

52岁的魏先生说,"我现在根本买不起水果。"他50岁时提前退休。"我只能买些最便宜的蔬菜,象卷心菜和萝卜。"

更别想买蛋糕和其他方便食品了,他努力把自己每月的开销压到400块人民币,把剩下的钱都给他女儿。他相信本届政府正在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政府小额的补贴,对于低收入家庭起到的作用有限。他对自己身边目睹的不公平感到愤怒。

"这让人感到不公平,这么多年了,有钱人越来越有钱,而像我这样的穷人,生活越来越贫困。"

中国收入不平衡的情况日益加剧。这就解释了现在的通胀率虽然比2008年初低,但却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

我们很难得到精确的数据,但很多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即不平等指数---早在10年前就超过了0.4的安全值。基尼系数为0时,表示社会完全平等,而1代表社会彻底的不平等。

然而,官方发布的基尼系数一直徘徊在0.45-0.5左右,很美国的基尼系数相仿。但今年初,中国改革基金会(China Reform Foundation)的经济学家王小鲁做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中有1.5万亿美元的灰色收入,其中的80%由20%中国最富有的人掌握。这样一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就会超过0.5,和南美国家相当。如果这种收入不公的趋势持续,中国的基尼系数将会和非洲国家为伍。

中国国民的平均收入是在增长,但仍然处于低水平。特别是在中国农村。2009年,政府数据显示,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为人民币17,175元。而农村居民为5,153元。而家庭收入的40%用于食品开支,在食品领域发生的通胀,很快让无数人的人生活陷入困苦。1

朱旭亮(音译)是北京的一位的哥。每天照例要工作12个小时,一周干六天。一月挣3,000多块人民币养活一家三口。妻子没有工作,而女儿才14岁。他们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我们现在把家里的食品开支,从每月1,500元,压缩到1,000元。"他说。

相比魏先生,朱旭亮还有些"优势"。他来自北京郊区,看着价格上涨,他开始在周末的时候回家,到那些还在种田的亲戚家去拿些免费的食物,大部分是土豆,洋葱和卷心菜。

"我们还过得去,我还能有这些东西吃。我们已经不在外面吃饭了,象肯德基这些的。但真正的问题是,即便我们这样省钱,出租车公司还要我们多交营业款,来弥补汽油价格上涨的成本。因此,这两年,我收入反倒减少了,我那时一月可以挣3,500块人民币。"

26岁的小杨,是个地道的北京人,在公司打工,和父母住一块。他庆幸自己不用付房租。所以他的3,500比其相同收入的来的经用些。

"超市打折越来越少,水果,蔬菜和肉的价格一直在上涨。"他也不希望我们公布他的全名,免得让人家知道收入状况。2

谈到他节省下来的一些钱如何处理,他不避讳地说:"我告诉你个秘密,我现在正在买黄金保值。没有其他途经。"存银行的利率实在太低了。

"说实在,我想去国外,但我没这个钱。"他说,"我想在外国,社会会公平得多,我家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社会关系,所以,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来源: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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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为何曾被遗忘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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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思 国际关系学者

今年的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3周年。目前中国人提起日本侵华罪行,南京大屠杀最为典型而被人们熟知。但是部分民众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了解,往往还表现在肤浅化、表面化、情绪化。而学术界的了解,也有待于深入。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浮躁的心态有可能影响南京大屠杀研究宣传的工作顺利进行。南京大屠杀还曾被遗忘35年。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牢记南京大屠杀,不被任何政治的、情绪的、偏执的原因左右。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死难三十多万同胞。新中国成立初期, 1949年,南京雨花台建烈士陵园,毛泽东题词"死难烈士万岁",比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设早30多年。这一时期南京主要纪念在雨花台被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2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因此很长时间里没有宣传南京大屠杀,以致无人知晓。

尽管1951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可以叫南京人民忘记1937年12月13日开始达1月之久的30万人的大屠杀?"但是这种记忆是零星的,中国开始出现了集体"缄默",南京人民也未必知道。

1959年,日本战犯在南京鞠躬悼念雨花台死难烈士。

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缅怀、纪念国民党屠杀的革命先烈成为热潮,日本战犯来南京都被组织去雨花台默哀,中国人还去日本反战反美、纪念原子弹轰炸死难者,却没有人去祭奠南京大屠杀同胞。文革时,红卫兵说南京大屠杀是"杀国民党",南京大屠杀遗址毁坏殆尽。在学术界,研究南京大屠杀还是一个禁区。尽管如此,还是有人站了出来。

南京大学历史系老师高兴祖是新中国期间对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第一人。1960年,高兴祖等4位南京大学老师带着7名学生在南京大学及周边的人群中进行调查。1962年,高兴祖完成了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这也是新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最早的书稿,但是直到1979年3月,才从油印本变成了白皮书,是内部出版物。这时,中国学术界从故纸堆里发现了即将被彻底遗忘的南京大屠杀,当年中学历史课本中,首次记载南京大屠杀。

1982年,在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刺激下,中国学者在申报科研课题时正式提出了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1983年,第一次提出了修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4年开始筹建,距离新中国成立35年时间。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馆,爱国主义教育焦点告别了雨花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带有深意地说:"没有日本否定历史,还没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初期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夹杂了太多的民族情感,导致研究还不是很严谨。学者张连红、王卫星等认为,揭批、声讨日军暴行是低端的大屠杀研究,告诉给民众的也是一个不全面的历史。

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南京大屠杀研究侧重于具有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后来开始转向以民族主义为原则的,运用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法医学等等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当前开始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将人道原则与和平学引入研究,并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但是在广度方面,研究偏重于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即偏重于对加害者的研究,缺少对南京国际安全区中西方人士即保护者的研究,特别是缺少对南京大屠杀时期南京难民即受害者的研究。在深度方面,事实层面的研究远远多于理论层面的研究,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

战后初期,对日本战犯公审,被强奸妇女出庭作证,旁听席上竟然传来笑声。影片《屠城血证》放映时,观众叹息强奸女护士的过程太短,不太暴露。无独有偶, 2000年1月26日《中华工商时报》介绍,一女孩说,"我才不怕被日本士兵强奸呢,那样我还可以享受到被强奸的快感"。

1987年12月1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不准历史重演》,介绍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游客,有人搓麻将,打扑克,恋人耳鬓厮磨。展厅里人们把机枪、军刀当作玩具调侃,"这枪蛮好","这刀漂亮,要自杀这里有刀","重机枪小了一点嘛",并拟音"哒哒哒哒"。他们想必也记住了那段历史,但记住历史并不一定不会漠然。

南京与日本广岛同样遭受战争浩劫。笔者王锦思认真查阅资料发现:

南京没有类似于广岛《原子弹灾害白皮书》那样详实深入的专著。南京大屠杀史料收藏家吴先斌认为,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者是中国的10倍。

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30万以上,精确不到万位,详细名单仅仅3000多人。2004年8月6日,广岛公布原子弹受害死难者共253008人,精确到个位,名单详细记载。

南京难以找到当年屠城遗址,而广岛残骸保存完好,纪念地遍及全城,有500多座纪念碑。广岛和平公园每年接待150万参观者,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3倍。

1946年开始每年8月6日,广岛举行悼念大会。8点15分,钟声和汽笛声鸣响1分钟,工厂、学校、机关停止一切活动,车辆停驶,人们肃立,全城哀悼。南京纪念大会1985年开始,不是全城哀悼。

每年日本首相亲临广岛讲话,最高级别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文革前的中国是唯一一个历年均有代表出席广岛纪念会议的国家,并向原子弹死难者捐献救济基金,却未曾来南京。而今,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出席,市长也不是年年来。

每年广岛5万多人参加纪念大会,占全市人口1/21,最多有75个国家的代表;南京通常2千人左右,占全市人口1/4000,每年清明节祭祀祖先却达200多万人。

以上对比分析文字,笔者王锦思发表在相关文章里后,却被他人不断地肆意抄袭、篡改、引用。正所谓,偷来的锣也敢敲。2004年3月,遭到《新京报》"小文"的《大屠杀纪念馆"免费开放"只是一个起点》抄袭。2004年7月2日,遭到大连《现代女报》发表《两个受害之城的比较》一文抄袭。作者"一哲"却说什么 "法国一名名叫切尔西的女记者走访了在二战中遭受浩劫的一些城市,她对日本的广岛和中国的南京两个灾难深重的城市记录得比较详细" ,后来《读者》等杂志又转载该文,网上也多次转载,甚至成为中小学的语文分析题和作文题。

2001年12月13日,天晴。我和美国华人学者参加南京大屠杀纪念大会。纪念大会时,歌声飞扬,南京的鸽子也灿烂地飞着。第二天,《南京晨报》以我写的《南京不哭》作为专题报道的总标题,全部登载我创作的歌词。

王锦思作词

(独白: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我国首都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野蛮掠夺、焚烧、屠杀, 30多万同胞遇难,8万多名妇女惨遭凌辱。)

19371213,爱情亲情友情乡情泪湿衣,寒梅傲雪也凋零。秦淮水太柔呀秦淮水太艳,穿不了石,滴不成冰,怎能洗尽忧伤。

35091877,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生死别,虎踞龙蟠遭犬欺。长江浪太冷呀长江浪太急,当不了酒,浇不了愁,只掀滔天怒潮。

南京你哭,哭个江南雨淋漓;南京不哭,哽咽铿锵成警报,泪水坚强成血汗,把南京真情浇灌!

生命重要,除了嗜血者,没有谁乐意看到它的离去。从雨花台敬仰革命先烈回归到祭奠死难同胞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而今雨花台逐渐萧条。我们都知道,革命先烈也是人,不论死于谁手,只有对于任何生命的尊重,才是我们历史观广泛成熟的标志。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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