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农村学生比例从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 |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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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农村学生比例从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 | 东西

via 牛博山寨 编辑推荐 by (author unknown) on 7/17/10

五月底六月初，我采访了北京大学的张维迎和潘维两位教授。我想了解文革中成长的一代是如何看待现在消费时代的年轻人的，以及在未来三十年中，谁会引领中国。以下是他们的话：

* * *

张维迎是"新右派"的先驱。简而言之（实在太简短），它是在当下中国推崇自由市场和与社会主义划清界限的学派。【注1】用毛的话说，就是"走资派"。张先生在80年代早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思想先驱，他相信有产阶级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所有权"，他告诉我，"是对他人财产的责任和尊重。"）

我问张教授，他认为北大是否能成为世界级的大学（北大在这个2007年的排名中仅居第36位）。他首先就提到，在中国过去三十年间，大学的年度入学人数增长了20倍（1978年文革后大学重开时约为3万人，2009年有60万人）。这样，你还能期望北大做世界级大学么？

同时，他也提到了在大学中政府控制的因素：没有自治和学术自由，北大是无法丰富课程的。但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大多数教员并不鼓励学生创新——目的则是要得到正确答案（"唯一的"）。"新想法得不到鼓励。……如果你顺着这个系统一路走下来"张教授继续道，"你会变得思维狭隘。"

这就是他对优秀的北大学生、中国未来的看法么？不，也有独立思想的智慧火光（当然，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学生里……）。但人们对于80后一代整体有普遍的担心——他们的自我中心。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1979年起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开始实施），他们太"想当然"。

尤其对于90后的没吃过苦的孩子们（好比美国60和70年代生人）来说，想当然的一个后果就是当他们进入大学或开始工作，压力就扑面而来。张教授就以富士康的一系列自杀事件举例——所有死去的年轻工人都是刚进公司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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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是中国政治思潮中的另外一方，"新左派"。他在伯克利取得博士学位，但回国后他坚持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线，而不是照搬西方。他的《关于走向中国法制的协商规则》一文有趣且富有争议，【注2】在文中他认为西方的民主选举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

当我向潘教授提出同样的问题——北大能成为世界级大学么？他否定了我的措辞。他说，如果用中国的标准在中国的框架中分析，北大已经是了。（我表示不同意：它确实还不是）从中国自己的角度评价中国——并且最好是用中国自己的语言——对他来说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我要跑题了——拿潘教授的话说全国人大不能被解读成"国会"的原因，否则它就成了西方政治体系里的组织，无疑，西方人便会把它理解成一个"橡皮图章"（指履行审批手续而没有实权的人或机构——译注）。同理，"公民社会"也不"适用于"21世纪的中国。而"单位"和"家庭"就适合。

潘教授指出，现在北大的一大问题是来自乡村的学生在不断减少。他说，1950年代北大70%是农村学生，60年代有60%到70%。今天，这个比例已经不足1%了。我无法核实这一数字——中国大学不会向英国媒体公开数据——但这个趋势本身毋庸置疑。

谈到年轻人，潘教授和张教授基本达成了共识。年轻的中国孩子、没经受过历史磨练的独生一代，"变得软弱"。同样，"个人主义"和"心理脆弱"也在他的话中出现了。再及愚见，虽然年轻人对于自己父母的历史不感兴趣（对祖父母的更甚），但你也可以换个说法：问题在于父母们并没有将自己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潘教授告诉我，对年轻人的培养现在还有另一个结果，就是"男生的女性化"（或至少是"中性化"）。被溺爱的男生无法顽强自立。在这里，他指出这种培养方式造成了更多的同性恋者。我应该说此观点是出于他的观察而不是歧视。但我没有看到事实依据。

不再妄加评论了，末了只补上一句潘教授的卓见：老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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